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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后,顾雏军终于赢了:终审胜诉,科龙案调查文件有望公开

时间:2019-12-02 09:58:49来源:石场门户网站 点击:1078次

10月15日,《国家商报》记者从格林科尔创始人、科龙电气前董事长顾储君处获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顾储君诉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两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要求中国证监会重新考虑14年前顾储君要求披露科龙案件相关调查文件的请求。

“我终于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赢得了对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行政诉讼。现在中国证监会必须最终公布《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及立案调查的理由、调查结论、会议时间、与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等重要信息。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启动了对科龙公司的调查程序。”顾储君说道。

2015年,顾储君要求中国证监会披露上述文件,但证监会拒绝,理由是内部管理文件不属于政府公共信息,国家机密不属于政府公共信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中国证监会拒绝提供上述信息,理由是这是国家秘密,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无法确定中国证监会未披露这一信息的原因。

判决书指出,鉴于储君提交的中国证监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仍需调查和斟酌,中国证监会应重新处理与储君相关的信息公开申请。终审支持一审判决“责令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对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新的答复”。

他因几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无论在中国的司法史上还是商业史上,“古储君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古储君案”的重审被视为向外界揭示了两个重要信号:国家重视产权保护和努力增强私营企业家的信心。

60岁的顾储君曾经是中国著名的商业人物。通过多次收购,他建立了格林克尔集团(Glinkle Group),该集团由包括科龙电气在内的五家上市公司控制。2003年,中央电视台授予顾储君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2004年初,顾储君进入“胡润资本控制50强”。刘传志、丁磊和张瑞敏也加入了名单。

来源:顾储君微博

然而,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8月“郎家之争”的爆发。当时,郎咸平质疑顾储君的并购,声称顾储君盗用了科龙电气的大量现金流完成了各种收购,涉嫌违规。

2005年,顾储君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侵占工作被警方正式逮捕。

2007年,格林科尔退出香港,“格林科尔体系”崩溃。

2008年1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格林克一家之主顾储君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顾储君因虚报注册资本、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罪被判处12年监禁和680万元罚款。

2012年9月6日,提前出狱的顾储君开始向最高法院上诉。

出狱后,他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出狱三年后,2015年6月,顾储君提出行政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参与者名单、投票内容、会议纪要、立案调查理由、董事长办公会议结论等文件,即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对广东科龙电气有限公司启动了调查程序。

2015年7月,证监会回复顾储君,上述文件属于无法披露的类别。

2015年12月,顾储君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证监会公布与科龙案相关的文件。

2016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于相关政府信息需要调查和自由裁量,法院命令中国证监会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回复顾储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随后,中国证监会提起上诉。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决定起诉顾储君一案。接到重审通知的第二天,顾储君向《国家商报》记者回忆说,第二次审判的结果下来后,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诉状,直到2012年出狱,并于2013年正式上诉。2014年,最高法律指示广东省高级法院受理再审上诉。

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律以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储君资金罪公开判处顾储君五年有期徒刑。

根据《最高法》,顾储君等人使用虚假文件以虚假货币替代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是客观的,但这是明显的轻微损害,不构成犯罪。顾储君等人在原审中被认定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顾储君等人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

就顾储君而言,这意味着取消两项指控,并将一项指控的刑期从8年改为5年。顾储君自2005年被警方正式逮捕已经14年了,自2012年出狱已经7年了。

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任重道远

2019年4月11日,《国家商报》发表了一篇记者署名评论,我相信这会让今天的人们有更好的理解:

从顾储君案看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

每个记者李伟

在最高人民法院重审顾储君案后,顾储君本人只被判犯有一项挪用资金罪,而其他六项被判无罪。最高法律的这一判决反映了国家为加强对财产权的司法保护所做的努力,值得称赞。

然而,回想起来,从郎咸平和顾准的纠纷开始,到证监会的调查和公安机关的立案,再到顾准在储君的被捕和最终判决,真让人感叹。我们不仅要赞扬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和改判,还要从一开始就审视和反思为什么会发生不公平待遇等事件。我还听说,当年被判刑的其他私营企业家的案件也在一个接一个地重审。有些人可能会被释放。更重要的是反思他们的思想和司法制度。

改革开放41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27年。然而,多年来,“企业谱系理论”从未从中国人的脑海中消失过: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之间的严格区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金融信贷、司法实践、产权保护、财税政策等方面有着严格的界限。

在金融信贷方面,除了极少数非常大的私营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都很难从金融体系借款。当然,有更多的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从金融系统借钱。相反,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向银行借钱,即使他们有太多的钱要花光,或者即使存在很大的违约风险。没有办法,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从金融体系之外以高利率借款,造成了大量问题。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的法律保护更加困难。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国有企业利益或者对国有企业实施其他犯罪的,通常会得到国家有关司法机关的回应,并积极处理案件。然而,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私营企业,就很难获得司法救济。我身边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一家依法设立的拥有高科技专利的私营企业已经筹集了1亿多股。企业成立后,三年内负责实际经营的总经理以各种非法手段侵占企业资产5000多万元。被股东发现后,总经理立即去了德国,再也没有回来。股东向警方报案,公安机关要求股东提供证据。股东们很难获得一些必要的证据,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证明这一点。后来,该案件难以成立,但他们没有在网上追查此案。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非常缓慢。

假设该企业是一家国有企业,其高级管理层非法窃取了5000多万元人民币,那么它早就应该越境逃跑了。事实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中国的企业公民,应该受到平等的保护。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差别仍然很大。如果是合同纠纷,一般民营企业不太愿意走诉讼之路。他们只是认为,如果你长时间不说话,即使你赢了,弊大于利也是可能的。

几年前,私营企业一度在社会上非常不安。经过两年的整顿,形势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另一个趋势正在出现,即各地都开始显示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出现了大量针对私营企业的政策。私营企业似乎立刻受到了重视。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必这么做。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在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骨子里把所有企业都看作是平等的企业公民,他们都是祖国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不分企业出身,在金融信贷、立法和司法、财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平等对待他们,那就非常好。相反,我们现在似乎对私营企业给予“特殊待遇”,这表明我们仍然没有把它们当作我们祖国大家庭的普通成员。

有时候,我从另一个角度认为,郎咸平和顾咸平之争的结果是郎咸平在商业和教学领域的成功。顾被监禁,格林克消失了。我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教授商业还是真正的制造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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